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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若干反思

神学教育是中国教会的重要事工。从实际出发,要办好教会,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人才队伍,教牧人员或准教牧人员应当接受专业的神学训练,才能成为训练有素的基督的精兵,时代的工人。伴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的提出,中国教会有了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信徒人数快速增长,堂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快教会就出现了“羊多牧人少”的局面。一个牧师往往要管几十个堂会,只能蜻蜓点水式地牧养。牧师、传道人往往扮演“全能手”的角色,在讲台上“唱独角戏”。久而久之,难免枯竭,只能给信徒“炒冷饭”。于是,一方面,信徒常常“饿肚子”,而传道人亦有“被耗尽”的感觉。虽然上帝是全能的,但人毕竟是有限的。就连摩西都不可能独自管理以色列人,更何况恩赐能力平平的传道人,如何管理教会所有的事务?为了解决供不应求的状况,基督教神学教育便应运而生。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教会终极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大大缓解了教牧人员匮乏的窘境。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全球化及一体化进程的到来,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融入到了这个进程之中。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消费主义的心态、后现代的文化氛围、异端邪说的冲击等因素对中国教会构成了有力的挑战,若没有强而有力的神学教育作为支撑,不能有针对性地回应这些挑战,那么教会在之前所取得的美好成果也有可能再度失去,付诸东流。

 一、多样化的神学教育事工

应该说,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事工还是充满了上帝美好的祝福,由于推动神学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教会实际的需求,故此,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主要还是以教牧关怀为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层次。

1、堂会或县市区一级的圣经培训班

对于某些城市型的堂会来说,为了满足堂会本身的需求,往往会开办圣经培训班。比如,在宁波的某些堂会,已经开展初信造就、门徒培训等初级课程,还有圣经研究等进阶课程。初信造就、基本要道、门徒训练等课程主要是面向广大信徒,培育他们的灵性,也鼓励并带领他们成为教会的侍奉者;圣经研究课程乃面向有基础的、较成熟的信徒,目的是为了训练他们成为牧者的助手,辅助牧者做好牧养、管理的工作。开展上述培训的教会一般来说都会有比较强劲的发展势头,因为这两种培训形成了良性的循环系统,使慕道友成为信徒、使信徒成为门徒,使门徒成为牧者助手。可以想象这样的教会应该不会缺少侍奉人员,并且有足够多的成熟信徒可以去传福音、带领初信者,分担牧者的工作。

除了堂会开办的圣经培训课程,一般来说,县市区一级的基督教团体也会开办义工培训班,学制有几天、几个月或一两年等。这些培训班显然不是面向信徒,而是面向在教会中参与侍奉的群体,尤其是站讲台的义工。在农村教会,由于没有全职传道人,都是义工在讲道。尽管在这支队伍中,也有一些义工很有讲道的恩赐,却因为没有受过训练,在解经及基本的神学观念上存在很大问题。故此,开办这样的培训班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受训的对象是教会的义工,在学制上不可能办成全日制的形式,也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基层的义工培训班具有鲜明的、实用的特色。其宗旨不是培养义工的神学造诣,而是提升他们在“灵修”、“解经”、“查经”、“圣乐”、“行政”等层面的能力。

 2、省或省级以上的神学院校

省级神学院,如,浙江神学院、安徽神学院、福建神学院、江西圣经学校等,地区级的神学院,如上海华东神学院,全国级的,如南京金陵神学院。这些神学院的学制基本上都在三年以上,采取全日制的模式,有着明确的招生宗旨、办学理念,具体的招生简章、入学要求等。上述神学院校所面向的乃是经堂会、基督教团体所推荐的人选,之所以需要重重把关、层层筛选,是由入学的目的所决定的。这些神学院校的设立就是为了培养教会的教牧人员,而不是为了使平信徒学到更多的神学知识,故此,必然需要先选好苗子。既然神学院的办学宗旨是为教会培养传道人,那么就不能像培训班一样,只给予基础性的训练。神学院的水准自然要高于基层的圣经培训班,无论从学制、师资、藏书、规模等角度,都是属于大型的神学教育基地。这样的神学院校会更注重神学理论的学术性思考,当然,也不会忽略其实用性的层面。在神学院学习的好处不单单是因为神学院校的师资相对来说会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神学院本身会带给学生一种学习的氛围,比如,除了常规性的课,神学院有时还会邀请港台、甚至海外的资深学者、牧者或专业人员来讲学,拓宽学生的阅历,使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去积极地思考相关课题。

3、全国性的神学院及与中国教会合作的海外神学院 

笔者所指的全国性的神学院就是金陵神学院,至于与中国教会合作的海外神学院,那就有很多了,在香港、新加坡、英美等国都有。这些神学院校的办学理念,一部分是为了培养堂会的传道人,另一部分则是为了培养神学院或圣经培训班的老师,使其毕业后能回到不同的教会团体担任教职。上述神学院校基本上都是以学术训练为主,主要分两个领域,一个是实践神学,另一个是学术神学。前者可供选择的学位有,如,教牧学硕士、道学硕士、教牧学博士等学位,这些学科虽然也有严格的学术规范,但主要以教牧实践为导向。设置这些学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牧师、基督教心理辅导师、基督教婚姻咨询师等人才。后者可供选择的有神学学士、文学硕士、神学硕士、神学博士、哲学博士等学位,设置这些学位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术性人才,是为了使受训者能适应神学教育事工。故此,这些人才的选拔就需要经过更多手续,把关也更为严格。其招生主要是面向有学术恩赐或负担的传道人,毕竟,其毕业后需要承担更重的使命。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教会进一步发展的急切需要及港台、海外等神学院校自身扩展的需求,中国教会与港台、海外神学院校的联络也变得日益密切。笔者认为这是一件美事,因为刚好可以互补。中国教会最大的缺口就是缺乏具有国际水准的神学院,目前,仅有金陵神学院可以颁发正式的学位证书,但即便如此,金陵还不是亚协的成员,其学位并不能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可。如果中国教会要深度融入国际基督教界,那么就需要在神学教育上更深地向前迈进。另一方面,港台及海外神学院校固然具有教学方面的优势,但其生源问题却是他们的短板。一个神学院如果没有生源就等于没有前途,故此,他们也是有需要的,他们需要的就是中国教会的生源。于是,笔者认为既然双方都有优势、也各有劣势,那么还不如深度合作,以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二、中国教会神学教育的短板及可能的出路       

尽管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事工已经在有声有色地开展,其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的可喜面貌,但其潜在的危机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体制教会的神学院校,这几年招生方面也愈发艰难,这里面有好多复杂的原因,总的来说,就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可供人选择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可以说,读神学这件事已经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了。即便没有机会去实体的神学院校深造,人们也可以透过网络接受远程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神学院没有自己的特色,不能提供足够好的资源,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那么迟早会遭遇淘汰的厄运。根据笔者十分有限的观察,笔者认为目前一部分的神学院校还没有一个十分完善的教学体系。首先,其办学宗旨中并没有很清晰地凸显其教会的主体性。如果有清晰的教会性,那么其办学目标及课程设置便应当充分围绕教会而展开,其关注的焦点应当能真正凸显丁主教所说“教会在思考”的这一精神。中国教会的现况是什么?问题有哪些?应当如何应对?应当如何正确看待中国教会的本土化与全球化及中国教会与西方教会的关系等。神学教育者不应当只是提供一堆课程,而当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我们究竟要把这些学生带到什么地方?我们究竟要为当地教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我们所培养出来的神学生是否能够成为时代的工人?其次,即便有部分神学院校有着浓厚的教会性,但其创意或研究的程度还远远不够。笔者所理解的“学习”二字并非只是“模仿”,而是需要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需要有新的东西在里面。神学院的授课方式应当有别于传统的圣经培训班,不是填鸭式的学习,而是充满互动的学习。授课的老师应当以提问的方式启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并以开放的、交流的方式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见解,这样,才能激发整个的学术氛围及学生学习的热忱。

在撰述本文的时候,笔者联想到上个世纪上半叶的赵紫宸先生,他曾写过一篇展望高等神学教育的论文。在文中,赵先生提出了十分独特的治学理念。赵先生认为真正高等的神学教育绝不是以获取学位为终极目标,也不是以单单做教会的教牧工作为终极的诉求。在赵先生看来,真正的高等神学教育首先乃是一种中国式的人格教育。也就是说,不是单单在课堂里上课,参加学习,而是像师徒一样,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友谊,然后才会有真实的分享与思想上的交流及碰撞。其次,这种神学教育乃是敞开式的教育,神学院不是单单研究圣经,而是也会与其他宗教有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再次,这种神学教育应当参与到对当下教会体制的改革之中,对现今的状况有所反思,敢于试验及创新。最后,在这所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不仅仅可以在教会中做牧师,更可以进入到社会的每个领域,成为各领域的专家。

赵紫宸的思想的确十分超前,他所期盼的神学教育不是单单为了满足教会教务工作的需要,更是为了能在社会的各领域彰显基督的主权,上帝的荣耀,让基督教信仰充分进入世界,改变世界。故此,笔者也有一些自己的感受,想借此文与同道分享。首先,笔者认为内地神学院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将神学研究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不是说,神学院没有设置神学课程,只是笔者觉得没有将神学课程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笔者认为这也与中国教会的实际教情有关,四九年后西方宣教士撤离内地,在经过若干年的社会变迁,中国基督教已经进入宗派后时期。而所谓的宗派后时期事实上就是无宗派时期。要知道神学研究与宗派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了宗派,就失去了特定的神学立场,而神学院便近乎成了无水之源。比如,我们看到海外的神学院基本上有三类,一类是具有鲜明宗派色彩的宗派神学院,如持改革宗立场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一类是超宗派神学院,如,美国的富勒神学院,第三类是大学里面的神学院,是最没有宗派色彩的,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耶鲁大学神学院等,这些神学院开设的课程除了基督教神学方面的以外,还会开设宗教学研究。这已经接近世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了。那么中国内地的神学院呢?笔者认为最富有特色的还是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之所以称为协和神学院,是由于在金陵内部存在着新旧两派不同阵营的神学教师,比如,以丁主教为主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神学教师及如季泰等持有基要主义信仰的神学教师,他们的授课具有不同的神学立场,在金陵的服侍满有张力,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爱国爱教的三自立场。故此,在金陵的学习也会极具冲击与挑战。对于那些爱好神学思考的人来说,这种氛围是十分有益的。不过,这是之前的情形,随着时间的流逝,金陵内部的这种宗派色彩也变得越来越淡,其新旧之间的张力亦逐渐消失。除了金陵以外,其他的神学院校基本上都是无宗派的神学院,这就变得十分尴尬。因为无宗派便意味着无特定的神学立场,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神学院并没有清晰的神学立场在引导着整所学院前行,我们所作的神学研究只不过是神学简介或炒冷饭而已。当然,话又说回来,近年来,内地教会也在着手进行神学思想建设。这是由丁主教发起的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神学思想建设运动,其焦点乃围绕如何消除“信”与“不信”之间的对立,如何从神学上理解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如何使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在这个焦点的引导下,出现了基督徒如何看待教外的真善美以及提出了诸如,爱的上帝,宇宙的基督,半成品的人,上帝的创造涵括上帝的救赎、圣化、教育等领域以及淡化因信称义等一系列主张。丁主教虽然有比较完整的神学理论,其在普遍启示方面也肯定了上帝的创造及受造物的价值,但由于他将救赎论完全置于创造论之下,模糊了创造与救赎的界限,也为普救论留下了余地,从而在实质上消解了救赎的必要性。近年来,学界提出了“宗教中国化”的观点,且很快得到了政、教二界的响应。在这方面,社科院的卓新平教授指出了三层含义,即政治上的认同、社会上的适应及文化上的融合。对于基督教中国化,唐晓峰指出这不是教界的立场,而是客观的学术立场。换言之,在唐看来,基督教中国化与之前的基督教本色化及处境化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是宣教学的概念,而是宗教社会学的概念,即透过基督教中国化,如何使基督教能与其他宗教保持宗教生态上的平衡,如何使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道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基督教只能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宗教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能反过来让社会去适应基督教。当然,后一句话也不是那些主张中国基督教化者的原话。但笔者必须承认,症结在于从内部看基督教与从外部看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从外部看,基督教只是中国五大宗教之一,基督教既是一种宗教,就必须适应这个社会,因为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政主教从”的王国。但从内部来看,却不是这样,因为从内部看,基督教是一个无国界的、甚至是宇宙性的国度,在社会中,他是可以自成一体的。用赵紫宸的话来说,教会乃是“文化中的文化,社会中的社会”。换言之,从内部来看,基督徒未必承认基督教只是某种宗教,即便是某种宗教,也与其他宗教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两种角度会构成不可调和的张力。无论如何,这种基督教中国化的提法若要在教界流行,那么就必须在神学上获得合宜的诠释,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在教义神学上去为基督教中国化做注解。因为这里面有着某种的内在矛盾。笔者已经指出,基督教中国化不是宣教学,而是宗教社会学的提法,既是如此,基督教中国化就不是一种教会内部的神学思想建设,那么又如何在神学上为它做注解呢?

其次,笔者建议内地的神学院校应当加强教会教制建设的思考及基督教伦理学研究。从教会教制来说,我们必须问自己,中国教会的教制究竟是什么?中国基督教两会到底是不是中国教会的教制,如果是,那么两会的教会性又是什么?两会如果不是宗派,那是不是基督教联合会?如果类似于基督教联合会,那么他的权限在哪里?他的职责又是什么?他需要为教会负什么样的责任?如果是基督教联合会,那么每个堂会仍是独立的教会,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教会都是独立堂会呢?如果是独立堂会,那么教会的神学立场如何,其教制又是什么呢?如果是独立堂会,为何基督教两会可以凌驾于那些堂会之上?这些问题很尖锐,却是我们不得不问的。至于伦理学研究,也是迫在眉睫的事。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感谢丁主教有关“以信废行论”方面的提醒。的确,中国教会除了有“律法主义”的倾向,还带有强烈的“非律主义”倾向,以致让恩典福音这样的异端能乘虚而入。强调基督教伦理并不一定意味着会淡化因信称义,至少在汪维藩老师看来,这两者——注重因信称义与注重伦理道德,是可以并行而不悖的。在伦理方面,我们的教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空白,比如,基督徒的婚姻伦理。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婚前同居?如何看待堕胎?如何处理婚外情?如何看待由于各种不同因素而造成的离婚事件?这些问题一大堆,我们是需要实实在在去面对的。

接着,笔者建议内地的神学院校应当注重牧会系统的研究。当前,有不少教会已经开始引进各样先进的牧会理念,人们开始意识到单单主日的讲道、周间的查经会、祷告会等传统的事工已经无法满足信徒的需要,这些传统的教会也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趋势,逐渐丧失活力而不断僵化。教会需要转型,这几乎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教会的共识。在寻求灵性更新方面,不少教会都开始采用海外的牧会系统,比如“恩惠的相遇”、“爱的营会”、“双翼系统”、“幸福小组”等,不管这些系统存在什么问题,那些作系统的教会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笔者这样说,是觉得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作系统”,但这些系统是未加验证的,是我们不熟悉的,做到后面会发生什么,是很难预料的。所幸,一些教会已经开始并且已经持续了若干年,于是,我们才可以在这方面去研究它的利弊,才能够提供具体的数据,指出问题的所在与解决的途径。比如,笔者对小组事工一直有担忧,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与组织架构。如果小组发展的动力来自营销的模式,那究竟是可喜还是可悲的呢?在其组织架构方面,组长的成熟与否直接决定了整个小组事工的生死存亡,可是,我们有多少精力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大批的组长,在短时间内让一个初信者变成成熟的基督徒呢?笔者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从长记忆、认真考量,往下打好根基,才能期盼美好的果实。作为传道人,这些不同的牧会系统或牧养模式,是必须要了解的;作为神学院校,不该以这些都是“西洋货”而一棍子将其打死。就算以其为西洋货,也不该嗤之以鼻,而该认真研究,指出其不可取之处在哪里,并提出更好的模式以取代之。

再则,笔者认为内地的神学院校应当对每个学段及每个学生都有清楚的、有针对性的规划。如果是四年的本科制,那么第一年的目标是什么,第二年的目标是什么,第三年的目标是什么,最后一年的目标又是什么,都要清清楚楚、循序渐进。对于每个学生,笔者认为班主任及院牧等应当对学生有个别辅导,帮助学生梳理他的思绪,帮助发掘他的恩赐,澄清他的目标,以使该生能扬长避短,在自己的所长之处及负担之处特别用力,将时间与精力都用在刀刃上,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取得丰硕的收获。其实,神学院也可以仿效世俗的学校,在二年级的时候按着神学生的特长,让他们进入不同的专业,有的可以专攻教牧心理学,有的可以专攻圣乐,有的可以专攻释经学与宣道法,有的则可以专攻神学研究,这样才可以因材施教,使每个人都能照着主在他们身上的托付,教会的需要,将其恩赐才干发挥到极致。

最后,笔者认为内地的神学院校也可以设立研究院或研究小组,除了圣经及教会历史,也可以开展对儒释道的研究,邀请学者讲学,公开讨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必能激发学生的思想,扩充其知识面,使其能够以中华文化的精髓来更好地诠释基督的信仰。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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